1997年8月中旬，在哈尔滨－牡丹江召开“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回顾与前瞻”研讨会。这次会议是由中国古代文学学会筹委会、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与黑龙江大学主办的。出席会议的有中外学者将近一百人，确是一次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学术盛会。会后，一些代表对论文进行了修改补充，也有些代表将会议发言整理成文；由《文学遗产》编辑部与黑龙江大学中文系共同编纂，选录三十四篇论文，汇编为《百年学科沉思录》一书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。
会议的宗旨，对这次学术讨论的要求是很高的，那就是：系统总结本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经验与教训，明确今后研究方向，更好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人文传统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。黑龙江大学中文系韩式明教授曾就这次会议写过一篇详细综述，刊载于《文学遗产》1998年第1期。韩教授将这次讨论内容概括为四个方面，即：第一，对百年来古代文学（各种文体）研究的回顾；第二，对文学史学发展嬗变的回顾；第三，对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方法的回顾与评述；第四，关于古典文学研究的前瞻（结合“回顾”适当展开）。
我们现在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，正在向全世界展示出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灿烂前景。而我们走过的这一百年，对于中国社会来说，也确是变化最巨大、最剧烈、最深刻的时期，对于学术研究者来说，也是最牵动感情的时期。上半个世纪有连续不断的战争，下半个世纪的前三十年又有频繁掀起的政治运动，这样的社会环境对于学术发展所起的严重影响，可以留待一定的时间对此作历史的估量，但是我们作为本世纪的人，确曾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学者，尽管身处逆境，历尽坎坷，但仍不畏艰辛，以难以相信的毅力处于难以容忍的境遇，坚韧不拔地从事文化事业，写出一篇篇、一本本专文、专书，为我们民族的文化积累作出可贵的贡献。这是很不容易的。陈寅恪先生一生是执着于作学问的，他在五十年代前期曾满含感情地写下这样两句诗：“文章我自甘沦落，不觅封侯但觅诗”（载《论再生缘》，见《寒柳堂集》）。他晚年曾告一友人说：“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，曲学阿世，似可告慰于友朋”（《赠蒋秉南序》，也见于《寒柳堂集》）。我觉得，陈先生的感慨，所谈论的，实是一种学术奉献精神，这是二十世纪中国学人的骄傲；这种不顾各种惨酷的环境仍然坚持学术、独立不阿的气质，是我们作世纪学术总结时首先要顾及和倡导的。
二十世纪学术的回顾，确有不少课题可做，因为中国古典文学本身就有世界少有的丰富内涵。我对这方面缺乏研究，不敢铺开来谈，但我有一个感觉，我觉得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，如果要找一个词来概括最基本经验的话，那就是创新。本世纪初，由梁启超、王国维等带头，促使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化或现代化转变，这已经是当前学界的共识。这个转变是怎么来的？它的基本特点是什么？我认为就是梁、王等人在他们的涉及的学科领域内力求创新的精神。没有创新，就不可能从传统的治学格局中冲破出来。在这以后，凡是能在学科建设中有所建树的，都莫不基于创新。为什么自80年代以来，我们古典文学界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？也是靠这一时期前辈学者、中年学者，特别是八、九十年代崛起的一批硕士生、博士生，力求打破已有的格局，创设新思路，这已经成为我们面向新世纪的新的发展方向和学术态势。创新，不只是表现在理论阐发上，即使如文献考证这一传统学科，本世纪以来，特别是近二十年以来，也都有一种新的科学建构。可以说，创新，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希望所在；不单自然科学是如此，社会科学、人文科学包括我们古典文学研究也是如此。我们要有一种高品位的不断创新。这应是我们百年回顾需要汲取的精神财富。
当然，创新不是炒作，现在社会上确有一种以炒代创的现象。有些所谓新开辟的专题，实际上不过是以往研究的重复。有些大事宣扬的新见，只不过是原已清楚的史事，换一些词句，重新组装一番而已。现代学科的健康发展，需要严谨的科学思考。我们这百年中凡有建树的著作，在创新的同时莫不伴有求实，——这应当也是我们百年学术史值得总结的一条，也是我们走向未来、开拓新境必须遵守的学术规范。为了避免低水平的重复，以及杜绝抄袭现象，在古典文学界是否可做一种组织材料库的工作，把已有的成果，包括理论阐述的，文献考证的，作一次系统的梳理。我们应当发挥学界的群体优势，把古典文学研究作整体推进，构建符合新世纪要求的科学思想库。
